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
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，为儿女开启生命。父亲是儿女的眼中的超级英雄，他们都喜欢听父亲用钥匙开门的声音，那是父亲安全回家的音乐。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，为儿女打开生活。
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1
父亲走时，我17岁。
奶奶走时，我18岁。
父亲在临终的时候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奶奶活着的时候，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父亲和奶奶讲的是同一个故事。
父亲说，村庄尽头的那座念母桥，是两代祖上给取的名字，为的是记念一名老母亲。
有一名母亲30多岁的时候，她有个孩子七八岁。有一天，下着雨，儿子走在前头，母亲走在后面，由于路滑，孩子一不谨慎从桥上掉了下去，落到水里。母亲瞧见，像疯了般地跳进水，一把捉住儿子。只惋惜，母亲不会游泳，只知道在河水里拼命地托着儿子。在危急关头，幸亏有位水性很好的路人经过，将母子俩救了起来。路人责备这位母亲说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又不会游水，怎样能跳进水里呢？母亲只知道千恩万谢他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并要给他下跪磕头。
几十年后，像是天意的安排一般，有一天，母子俩再次经过这座桥。只不过这位母亲已60多岁了，由于多年的操劳，她行动已很不便，但仍然走在后头。老母亲脚一滑，从桥上掉下了水里。儿子回头看到母亲落水，桥离水面其实不高，因而，他手里拿着扁担，站在桥上，把扁担伸进水里，喊母亲快捉住。只惋惜，老母亲连伸手的力气也没有，被水给冲走了。
一天后，人们在下游发现了那位老母亲的尸体，都抹着泪说：母疼儿是长江水，儿孝母是扁担长啊。
父亲讲完这个故事，欲言又止。我看到他显得很疲惫，说，你别讲了吧，我明白，我们会照顾好奶奶的。父亲很欣慰地点了点头。
那时父亲已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，生命到了最后时刻。
那些日子里，母亲整天以泪洗面，却从未发现奶奶有任何悲伤的表情，她仍然像平常一样每天早早地起床，给鸡喂食，然后做饭。
每有亲戚或乡邻来探望父亲的时候，奶奶都像平常一样微笑着跟他们拉着家常，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快要离去一样。
来来常常的人都摇头，叹息说，没想到奶奶老胡涂了，自己儿子的生命快到尽头了，她却像没事一般。
我也一直觉得奶奶是老胡涂了，由于我好几次看到奶奶走到父亲病床前，伸出苍老的手抚着父亲的额头，冲父亲微笑，问他想吃甚么，并告知父亲不用担心她，她的身体好着呢，一定可以活到曾孙子诞生，还可以带曾孙子呢。
没过量少日子，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那天，家里哭成一团，唯独奶奶没有流泪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眼睛一直看着门口，谁叫她也不应不动。
第二天，我才发现，奶奶的头发已找不到一根黑色的了。我突然间觉得奶奶恍如一下子老了10多年。
在父亲去世的一个星期，奶奶连一粒稀饭都未曾下肚。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在奶奶的床前，奶奶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讲了父亲讲过的故事。讲完，奶奶木然地望着窗户，喃喃自语地说：母疼儿如长江水，娘不想你走得有挂牵啊。
我说：奶奶，如果你想父亲了，就哭出来吧。奶奶说：孩子，奶奶的泪早已在心里流干了。
8个月后，奶奶也离开了人世。在一个大家不曾想到的夜里，奶奶睡下后便没有再醒过来。
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2
我脑中有三个悲伤的故事，撞向坚硬现实，弹起，又砸在柔软的心上。因为涉及四个父亲，尤其让人牵挂……
1、跳桥
许多年后，小李会怎样回忆起这一天？那是个萧瑟的冬日，父亲人生的最后一句话，对着虚空喊：“为什么我拼搏这么久，会落得今天的下场？”此前一句，则是对着他喊：“这儿冷，你快回家！”
老李41岁，在重庆经营一家汽车销售公司，疑因生活压力，欲跳桥了断。家人带着他9岁的儿子赶到现场，小李跪着哭叫：“求求你了，回来吧，我们一起回家！”老李吸烟，对着儿子和虚空掷出两句，然后反身跃下。
他尽责，为家庭打拼；他尽责，怕儿子冷，让儿子回家。但他没有勇气再尽责，于是结束生命。
除了这个极端的场景，我对李家一无所知，因此对这个故事无从置喙。唯愿小李获得安宁，愿老李在他心中，除了跃下的残破身影，还有可算丰满的温暖记忆。
2、吞枪
美国《克利夫兰报》记者康妮·斯葛茨在最近的一个场合，讲了她写的一篇报道的故事。她把史蒂夫·帕克的遭遇写得“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样优美、哀伤”。
帕克是杰克逊镇上虔诚的教徒，在工厂干活时，他吹的口哨都是赞美诗。小镇的支柱企业是固特异轮胎厂，厂子撤离后，在里面干了几十年的帕克失业了。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，不得不四处求职。超市货流中心的新工作让他觉得屈辱，51岁了还要被别人呼来唤去。他陷入焦虑，寝食不安。
本该带全家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，父亲却紧张性精神症发作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帕克蜷缩在后排座椅，不停念叨《圣经》里的一句话：不能养家的男人无异于异教徒。几天之后，他在丛林里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康妮写道：帕克走了，像寂静的.坟墓一样留在镇子中心的废弃工厂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，美国到处都有杰克逊这样的小镇，高度依赖某一产业，人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，任何一次失败对他们都是致命的打击。
3、立约
四川人何正文、何正武兄弟俩在北京打工，数年间见不着劳动合同的影子。因为没有签订合同，他们眼见工友拿不到工伤费，或挨打被辞无处说理；他们自己的工资被克扣，却投诉无据。
46岁的哥哥和39岁的弟弟决定不再忍受下去，他们要诉诸法律，讨还会道和劳动合同。但底层人的勇气是卑微而敏感的，他们有极为现实的顾虑。于是在租住的简陋小屋，兄弟俩挤在一张床上（所谓床，不过是木板下垫了8层砖），定下“生死盟约”：一旦在维权过程中国报复而遇难，只要两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，须将对方子女视如己出，抚养成人。
请允许我借用康妮·斯葛茨的表达：中国到处都有何氏兄弟所待的这样的工地，到处都有他们这样的打工者，甚至，到处都有这样的顾虑和恐惧。这些父亲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极其贫瘠，侵犯、漠视，对他们都有可能构成致命的打击——更不用提，确有现实的生命威胁。但他们仍旧是父亲，再残破的手掌也要抚摸儿女，再衰弱的胸膛也要庇护子辈。
一个江西煤矿工人的孩子这样写道：“爸爸，每天我都在心中暗自祈祷，希望您能平安回家。每当听到那熟悉的用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我满心欢喜，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”
每个父亲都是一把钥匙，为儿女开启生命，打开生活。
